本文是黄江南教授的 大国战“疫”,金融担当——深圳金融业系列公益讲座实录。

一、新冠疫情对经济的挑战,主要在非物质生产领域

最近,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努力,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的发展得到了根本性的控制,相信很快就将渡过难关。现在我们需要迎接新的挑战,这个挑战就是疫情之后恢复生产,恢复经济发展。

那么,在恢复生产、恢复经济活力中,哪些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

我们可以从生产和消费两个维度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由于疫情影响,人们被迫隔离在家,几乎所有的生产活动都被迫中断,时至今日产能也未全面恢复。这对于生产的影响显而易见,所以很多人分析会带来生产端的危机,这个结论缺乏科学性…。当下的中国早已从改革开放前的短缺经济过渡到了富足经济,从原有的供小于求过渡到了供大于求。在供小于求时,对经济的制约因素主要在供,也就是生产方面。而在供大于求时,经济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在消费方面。

不难发现,在整个疫情期间,大家吃、穿、用都没受到影响。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带来的储蓄储备,已经足以支撑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在这么大面积的经济生产减缓甚至停滞的情况下,依旧可以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准,这是中国非常伟大的一个进步,是中国进入了富足经济的现实体现。

虽然疫情带来生产停滞,但是库存基本满足这段时间的基础消费,一般消费没有出现供应危机,只要疫情结束,工厂恢复生产,便不会存在致命性影响,大多数工厂会报复性生产,以补足基础库存量。即使部分生产端企业死亡,也不能完全归于疫情,毕竟死亡的企业大多数属于自身本来就面临淘汰的境地,疫情不过加速了产业产业淘汰。

那么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回答这一问题需要经济学的重新分类。《观念经济学》有一个基础理论划分,将生产和消费的产品分为物质产品和观念产品。物质产品是:只具有物质形态没有观念内容,且只满足人类生理需求的产品。观念产品与物质产品相对应,是那些有观念内容无物质形态的产品,如技术,或供心理消费的观念物,如文学、艺术等,其价值也源于观念的产品。

上文所提到的疫情期间吃穿用这些消费,基本都属于物质产品领域,这部分受到影响较小。而诸如电影、旅行、聚餐等观念产品的消费,受到了几乎摧毁性的影响,这部分消费降为0,虽然大家都期待疫后的报复性消费,但比起几个月的停滞毕竟是有限的,这部分消费是永远也补不回来的。相应对观念产品的生产端也会带来不可恢复的影响,举例来说,部分餐馆几个月不经营,但要持续支付工资、房租等,再要开业还要重新采购,整个生产的流动性枯竭,便会无力支撑。因而金融业在疫后经济恢复中,便位于举足轻重的作用。恢复期金融,首先是增加流动性,这种流动性不仅需要增加金融系统中的流动性,更加要增加企业的流动性。因为经过疫情,许多企业的财务状况恶化,获得流动性的能力下降,甚至丧失取得流动性的能力。增加流动性就要使金融之水流到经营主体。这就需要金融机构有有边于过往,或有别于正常状态下的企业评判标准和信贷准则。金融系统态度是否积极,政策是否科学,工作是否深入,是否以改革的精神对应危机,是否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将直接决定以后恢复的速度和水平。

观念产品部分不容小觑。通过《观念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我们今天的社会已经进入了以观念产品为主的观念社会。

人类的社会最开始是农业社会,以农产品和农业劳动为主;然后进入工业社会,以制造业和工业劳动为主;而观念社会里,工业和农业只占社会生产很小的比例,美国20%左右,中国40%左右,欧洲30%左右。实际上中国的40%中,大量的制造业中也并非物质生产,而是由观念生产构成。比如iphone,由物质部分富士康生产,其售价7000元人民币,之中富士康只占1000元,另外6000元归苹果公司,即非物质生产、观念生产的价值。也就是说,苹果手机虽然也属于制造业产品,但是其中苹果公司的部分是观念生产。

观念生产包括技术、文化、艺术、医疗、网络等等。观念生产,比服务业范围更大,还包括一产二产中的非物质生产部分,因此整个非物质生产比重在中国可能已经达了60%-70%。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还能说中国是工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已经使产品以非物质的观念产品或观念价值为主,社会主体的劳动是观念的智能劳动,生产方式已经不是体力,也不是机械生产方式,逐步走向智能化。因此,我们就说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观念经济的新时代。

    当疫情冲击的主要便是这个时代占大部分消费的观念产品时,我们必须对新的时代有新的认知,必须不断验证和提出新的经济和金融理论,创造新的金融环境和新的金融产业,才能适应这个时代,才能更好走出疫情的冲击。

二、观念时代的新金融理论

现在的经济理论,包括货币理论和金融理论,都是几十年前,甚至100年前200年前的经济学留给我们的。从广义来说,原来的金融理论和经济学理论都是研究物质产品的经济规律,研究的是物质产品生产、流通和消费的规律,金融也是主要反映这个理论下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社会的金融运行机制。生产力发展了,生产关系一定会随之发生变化,理论也就一定要发生变化。

因此,我和朱嘉明教授共同着手研究以非物质产品和非物质生产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观念经济理论。观念经济已经是我们当前经济社会的主体,如果大家一起来好好研究新理论,在新的理论基础上我们就能知道怎么决策,拿出科学的策略和政策,才能够适应我们今天的经济生活。

  • 权利货币学说

观念经济与金融有关的第一个新理论,就是货币理论。货币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以前说货币的本质是中介、货币支付手段等等,这种说法在观念经济里只是部分的正确。以前最原始的货币、铸币和政府发出来的现钞是货币,现在已经扩大到M2,银行的短期存款就是货币。当我们把银行存款作为货币的时候,货币本质就变为可以普遍被接受可流通的价值权利。我们仔细想一想,我们的存款是什么?它就是一个价值权利证书,在银行有存款就有权利,这是银行给予的保证,现钞就是国家给予的价值权利保证,保证权利持有者可以以此权利到市场上去取得相应的价值。因此,货币在经济中变成为有保障的价值观念物,这就是货币的权利价值说。

  • 从存款发行到贷款发行

 在权利货币学说基础上,进一步导出货币发行机制问题, 观念经济与金融有关的第二个理论是货币的贷款发行理论。我们认为狭义的货币发行是政府对现钞的发行,广义的就是存款增加。原来的经济学概念是政府发行货币,未消费的货币形成存款,产生了M2货币,有存款就有货币,没存款就没有货币。从贷款发行说看来,政府发行现钞是政府的贷款行为,现钞发行越多政府贷款越多,反之亦然。在金融系统里,银行是贷款发放方,决定货币发行量。以往金融理论是有存款才有贷款,存款决定贷款。而贷款发行理论认为,在现代发达经济体中,贷款额决定存款额,只要发行贷款,一定产生相对量的存款。

 这些年发达国家应对经济危机时总是拿出量化宽松政策。当量化宽松的时候,就是整个金融系统放出贷款。只要把贷款放出,存款账户上永远会有相应的存款存在,这是一个金融体。如果是宽松的贷款政策,放出的贷款越多,杠杆率越高;而杠杆率越高就能放出更多的贷款。它不是由存款决定的,而是只要放松贷款的控制,整个存贷都会同时同比例增加,也就是说在不需要有存款的情况下,只要放出贷款,那么贷存都同比例的增加。

  • 传统通货膨胀理论失效

与传统工业社会几十年前相比,现在的贷款发行都高得惊人。所有发达国家都有很高的货币量发行,但是,在这么高额的货币发行面前,为什么没有通货膨胀?为什么发行了几十倍上百倍的货币,货币通胀都在3%以下?这是因为这些货币高发行的国家已经进入观念经济时代。

所谓的通货膨胀就是货币发行量和固定数量的产品之间的比例关系。传统通货膨胀理论在观念社会中失效的原因是因为观念产品随着货币力量的增加,不用增加生产,就可以增加供给。如电影,游戏等,观念产品只要你有更多的购买力,就有更多的产品相对应。当你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时候,意味着增加了社会的购买能力,而现代社会的新增购买力大部分没有进入物质产品,而主要进入了观念产品,那么就不会造成通货膨胀。因为它增加的货币量和供给之间瞬间能够找到平衡。在存在过剩产能的物质产业,货币增长带来的需求增长,在尚未穷尽商品储备时,如同疫情期间,后备产能已经行动起来达到供需平衡。需要指出的一点,观念产品没有供需平衡问题,例如电影,那一个票房量是供需平衡点?

现在观念经济上已经占整个社会的60~80%。中国已经占到60%。把一部分一二产业中的观念生产也放进去,中国已经超过60%,因此就没有通货膨胀了。但只要还是工业社会,比如说南美委内瑞拉、蒙古,还没有完成工业革命,他们将遵循旧经济体制旧规律,第一,它们发不了那么多货币,第二,只要一发货币就通货膨胀。所以一些南美非洲国家比起发达国家和观念社会,它的货币发行量低很多,但是通货膨胀率却高得很多。

所以高额的货币发行,只要不是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国家,都不会产生价格混乱。这就是通货膨胀的新理论。

  • 消费创造价值

下一个理论,就是货币创造价值理论和消费创造价值理论,即在观念产品中,整个社会的价值总量不仅仅是由生产决定。在工业社会中,社会价值,产品价值是由工厂的生产决定,生产出多少产品就有多少价值。可是观念产品中它不是由生产一方决定,而是最终由消费者决定。比如说这部电影值多少钱?不是生产决定,是多少人看才能决定。

因此在观念产品中是消费决定了社会财富的价值量,对观念产品的消费越多,价值量就越高。美国NBA场场爆满,中国的一场CBA上座率只有1/3、或者1/5、1/10。除了票价格不同,消费量也不一样。这就出现了不同的价值,根据观众的数量已经能判断,两者的消费价值有差别了。

消费有两个因素决定,第一个是愿不愿意消费?第二个是有没有钱消费?在工业社会中只受第一个影响,也就是有效需求问题,取决于有没有消费资金。而在观念产品中,存在两个问题,既有消费资金问题,还有消费意愿问题。我们知道微信是免费的,但也有人不用微信,岁数大的朋友就嫌麻烦不用微信。所以说微信这个产品就直接只取决于消费意愿,而没有取决于消费支付。

但是,在很多方面,比如看电影则不同。电影票售价80元可能观众不多,如果低价或免费观众会多很多。 我们的经济体还是一个从工业社会向观念社会过渡的时期,到了成熟的观念社会就不会这样,成熟的观念社会就会使所有的观念产品都能得到最大和充分的消费,这是未来的事情,那时候在同等生产条件下,财富会比现在要涌现得充分的多。

观念产品取决于购买力,购买能力越强,观念产品就消费越多。那么怎么增加购买力呢?增加贷款额是增加购买力的一个目前最有效的手段。当你给社会多放出了1000亿贷款,这个社会就增加了1000亿的购买力,反过头去就会生成1000亿的价值和1000亿存款。对于观念产品来说,它的价值是不确定的,价值不确定的原因,很重要是购买力大小的问题。当我们大量放出贷款的时候,贷款就增加了社会的购买力,就可以使观念产品得到充分一些的消费,比较多的消费就同时转为存款财富,这个社会有人有了更多的财富链。

三、 应对此次危机,应当针对观念产品制定相应的金融政策    

上文谈到消费创造价值,也就是发行货币、增加贷款就能够创造价值的理论。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可以无限制贷款吗?显而易见,我们需要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金融需要货币的强力支持,但宽松的金融政策就会出现风险问题。贷款是金融机构的行为,也就是银行系统的行为。贷款有风险,因此在可以良好控制风险的基础下,贷的越多越好,贷款规模跟贷款的风险控制水平有关系。

贷款风险控制尺度越松,贷款规模就会越大。贷款规模大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增加,但是同时会带来金融风险的增加,坏账聚集在金融系统,就会带来金融风险。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很多国家都使用松的贷款政策,使得经济面向好,因为有更多的购买力,就会产生更多的价值,但是同时也埋藏了更多的经济风险。经济风险首先是在金融系统集聚,在金融系统聚集到一定程度爆发,就形成了所谓的近代经济危机。本世纪以来经济危机,都不是生产危机,都是金融危机。在这里有两个问题,规模问题和风险控制问题。

上个世纪银行贷款的规模很小,当然存款的规模也很小,我们称之为货币发行量很小,但是上个世纪末,我国金融系统的风险很高,很多机构不良贷款已经达到20%、30%,个别甚至达到40%、50%,为什么?没有控制好道德风险,许多人都通过贷款捞好处,行长、科长独自就能够决定批不批贷款,没有系统监管。因此在很小的规模的基础上,也可以很高的金融风险。之后接受教训,出现很多风险控制模型,规定只有计算机风险通过才可以贷款,这加强了金融风险控制的科学化,以至于今天几十倍于那时的贷款规模不良贷款率反而更低。

怎么样解决高规模的货币发行量与金融风险之间的矛盾?这给金融界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我们整个金融界重新考虑新的风险控制手段和新的风险控制模型。以前这个问题一直没有结合新的货币理论提到日程上来,但这次重大疫情的危机可能成为了变革的推动因素。

所有的观念生产都是创新,创新就有风险,也就是说,未来的整个金融都是处于风险下的金融,那么我们怎么降低风险?要靠技术。在新金融的时代背景下,货币量非常大、越来越大的时候,利率会越来越低。零利率将成为普遍现象。这意味着传统资本形态的终结。在观念经济中,单纯的资本不再有利润。资本的收益取决于风险并与风险挂钓。在这个时代不是钱挣钱,而是风险挣钱,当然风险也会赔钱,那么根本上讲是基于信息、知识、智慧的风险判断才能挣钱,因而今后真正挣钱的不是资金的拥有者而是使用者,不是存款户而是华尔街那帮投资家。当然此种财富的分配形式也是经济学值得讨论的问题。社会的创新和发展能够吸收货币,同时能够开发出控制风险的新的途径和金融制度,核心是开发出新的风险平衡机制。金融工具、模型、政策、产品的开发是治标,是量的更新;制度的变迁才是根本,而制度变迁一定以新的理论为基础。

当前我们增加的贷款所创造的财富很大部分是”凭空产生“的,也就是说在同等生产条件下,扩大了金融就会成交相应更多价值。比如货币的宽松和货币供应量的扩大,使得看电影人更多,会白白多出票价。广而推之,很多企业不是靠生产,而是靠金融就能扩大财富水平,同时也就扩大了风险水平。

因此按理应该有这个机制:由于宽松的金融使你获得了财富,那么宽松的金融带来的风险你也应该分摊。但现在大家都不分摊,都由金融机构分担,之后金融风险来了。当金融风险结束了,一些金融机构破产了之后,最后风险还是分摊到财富所有者,分散到社会上去。当前的金融体制是靠危机来平衡风险。所以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是在平衡和消灭我们金融系统中积累中出来的风险。当我们规避的手段越好,风险期就拉长,风险就积聚的越多、爆发起来的就更强烈。只有创造一种新的机制,使它能够随时消化掉产生的坏账,使经济体没有风险积累,或让风险大大降低,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此外还要创造一系列的风险消化和对冲体制,那么在这个基础上,金融业会有大的发展。

此外,在大数据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大大提高对贷款对象的风险评估水平,技术越高,就可以在同等风险标准的情况下,贷款扩大很多规模。这和整个系统结构、风险控制、风险认识和大数据都有关。大数据将使金融风险的控制发生了质的变化,而使我们整个社会的货币量发生质的变化,同等坏账条件下货币量也能大很多,大很多就能支持很多创新。 

 实际上,疫情之后恢复生产对金融就是一个新的考验。新的考验就需要我们拿出新的政策、新的思维、新的技术、新的模型、新的管理方式,去应对我们疫情过后的经济重新走入正轨的需要,而这些走入的正轨需要,开发出来的条件,又会推动我们新金融的发展。

黄江南

黄江南

著名经济学家,“改革四君⼦”之一,《观念经济学》理论创建者,莫⼲山会议发起者之⼀; ⻩江南先⽣为中国从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建⾔献策,提供过上百个改革和经济发展策略的报告。数字资产研究院理事长,梧桐树资本董事局主席,旭珩资本董事长; 曾任联合国⼯业发展组织中国环保项目国际协调官,中国光⼤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多家美国NASDAQ上市公司董事、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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